上篇：七夕传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

■陈新闻

巍巍秦巴连天横，

滔滔汉水一江清。

痴痴牛郎苦苦盼，

殷殷织女脉脉情。

从几千年前的《诗经》到现代最前卫的诗歌，从等级森严的西周王朝到自由开放的新中国，从神州大地到朝鲜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地，都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或话题。几千年来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肤色、不同年龄的人，只要听说了这个故事，就会为之感叹!风靡千年而不衰，流传万里而不死，那么，牛郎织女故事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?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考证和研究。

多年以来，中国的民俗专家大多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分析，认为“牛郎织女”传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感情，表达了大多民众对家庭团圆式安宁生活的向往，其中男耕女织、儿女成双的情节，是古代中国民众最容易接受的文化模式。

可是，这种说法对七夕在国外的传播，尤其在国外的风行解释不通。比如在日本仙台，七夕节的规模、七夕文化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无可比拟的。如果说日本、越南等国家的老百姓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汉字的影响而爱好七夕，那么，文化理念迥异的英国，为什么近年来开始接纳、吸收七夕文化，甚至融入现代流行元素，举办“牛郎织女天天照片相聚”的求爱活动呢?

在世界上，最先研究牛郎织女故事传说的是法国人高延。1886年，法国人高延在他的书中对牛郎织女与七夕风俗展开论述。在100多年前的这篇文献中，高延认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亮点是一见面就相爱了。这种臆想和法国浪漫情感的氛围相吻合，却和故事的本意背道而驰。即使如此，也没有影响牛郎织女故事在法国的传播。2009年8月，顶着“牛郎织女”的耀眼光环和不朽的号召力，国内作家尹丽川现代版的 《牛郎织女》电影反客为主，在法国拿走了大奖，获法国女性电影节最佳影片。法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度，爱情故事多如牛毛，可是与牛郎织女相比，还是稍逊风骚，由此可见七夕文化生命力之旺盛。

那么，牛郎织女故事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?笔者大胆地认为，牛郎织女故事的灵魂是“聚散两依依”。

从故事情节上看，在牛郎织女故事中，“聚”和“散”变换空间，交替进行，扣人心弦。在人间，牛郎和织女相聚相爱，却遇到阻力，被王母娘娘拆散了。“散”了以后，能不能再“聚”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故事就这样从人间又转换到天上，牛郎和织女在银河上相“聚”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只有一夜相聚的时间，“聚”了以后还要“散”!牛郎痛苦，织女幽怨，读者们、听众们也不高兴，怎么办呢?这就有了年年相聚、岁岁分散、周而复始的凄美千年七夕。

从情感上来看，七夕夜之前，是三百多天的相思。距离产生美，就有了“聚”的愿望，时间越长，这种愿望越强烈。

好不容易等到七月七日，可是“聚”的时间只有一夜。可以说，“聚”的开始，就是“散”的开始。空间产生爱，后来的三百多天，无论是人间的牛郎，还是天上的织女，无论是银河东边的织女，还是银河西边的牛郎，都在苦苦等待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七月七日的“聚”。

“散”是“聚”的开始，也是“聚”的延续;“聚”是“散”噩梦，更是“散”的奢望、“散”的追求。

“聚”的结果是“散”，无限惆怅。“散”的漫漫等待是“聚”，刚一相聚，却又要面对“散”的无奈，无限感伤。

年年岁岁“聚”相似，岁岁年年“散”不同。地老天荒，爱情不死，矛盾交织，交替轮回。古今中外，没有哪一个故事有这样的特点。说是喜剧，却笑不起来。说是悲剧，却有爱的结晶，有婚姻，有儿有女，比喜剧更有发展，还有每年一次相会的待遇。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没有爱情结晶，只有无尽的遗憾。七夕之爱，悲中有喜，喜中含悲，绝望中总有希望，希望后又要面对失望，没有结局却胜似结局，分分和和，聚聚散散，散散聚聚，千年轮回。

这就是“聚散两依依”。相聚是幸福的，却要面临离别的痛苦;分散是痛苦的，却总有相聚的希望。这种包含距离美、空间美、残缺美于一身的爱情故事，不但世代相传，还影响了它后世的几个著名爱情故事。牛郎织女故事之后的三大爱情传说，都有“聚散两依依”的影子。

《孟姜女》的故事有两个版本，但两个版本的情节基本一样。最早的传说可上溯到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中介绍说，公元前549年，齐国将领杞梁战死，杞梁妻哭迎丈夫，后来衍生出“哭夫”、“城崩”、“投水”的情节。三百多年后，秦始皇建长城，就有了家喻户晓的孟姜女“寻夫”、“哭长城”、“投海”的故事。后一个版本是前一个版本的升级版。这两个版本中，“孟姜女哭长城”整整比西周初年《诗经》中织女的故事晚了近八百年。无论是前一个版本，还是后一个版本，都有“聚散两依依”的痕迹。孟姜女和丈夫本来是恩爱的，聚在一起的，但由于战争或修长城，只有“散”。无尽相思，孟姜女开始寻夫，目的就是一个，就是为了和丈夫“聚”。后来，丈夫战死了或累死了，总之是在人间找不到了，故事写到这儿，情节无法继续展开，没有办法的办法是，模拟牛郎织女故事中变换情节的手法，孟姜女只有死，“投水”或“投海”，与丈夫在阴间相聚吧。

东晋时期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几千年的演绎中，乃至现代的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舞台剧的剧本，都把“聚”和“散”作为交替进行的章节。这一个章节是“聚”，下一个章节一定是“散”。“草桥结拜”是“聚”，“十八相送”是“散”;“楼台相会”是 “聚”，“英台嫁人”是“散”。现实生活中不可能“聚”，还是借用牛郎织女故事中变换空间的手法，在故事的结尾，双双化蝶，永远相聚。

宋朝的《白蛇传》把七夕文化中的“聚散两依依”运用得淋漓尽致，整个故事运用“聚”和“散”来制造起伏的情节，打动读者。在这个故事中，第一次“聚”，即千年蛇妖白素贞在杭州西湖遇到许仙，双方印象超好。结婚，开店，其乐融融。好日子不长，法海来了，许仙被骗至金山寺并软禁，就有了第一次“散”。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，讲到这儿，读者、观众都急坏了。别急，为了再次“聚”，白素贞水漫金山寺，正当观众叫好的时候，又因为白素贞兴水灾涂炭生灵，触犯天条，被压在雷峰塔下，加大了再次相“聚”的难度，这也增加了故事的看点。大家都以为许仙、白素贞无望再聚的时候，峰回路转，白素贞的儿子长大考中状元，到塔前祭母，将母亲救出，全家团聚。仔细分析《白蛇传》的结构，不难看出，《白蛇传》一开始极力渲染恩爱，加大了“聚”的篇幅，然后笔锋一转，运用法海、雷峰塔等情节元素，竭力制造阻力，增强“散”的强度，如此反复变换空间，反复运用“聚”和“散”的情节，把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拉长到五十集，也把“聚散两依依”的手法运用到极致。故事的主题“千年等一回”，不就是为了相聚么?

由此可见，七夕文化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，流传了几千年，又影响了几千年，其根本原因就是 “聚散两依依”的模式。这种模式能制造起伏的结构，能展现扣人心弦的情节，更能打动人性最脆弱的情感。几大民间传说中不但都有它的印记，细评 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等中国古典小说，都有 “聚散两依依”的结构或影子。这里面的学问博大精深，没有几十年的板凳功夫是弄不明白的。作为爱好者，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让大家讨论。最后，笔者用一首小诗来表达对七夕文化中“聚散两依依”的理解：

一个七夕，千年守望;

一曲情话，千年吟唱;

仰望银河，千年迷茫;

低头轻叹，千年惆怅。

万般无奈，还有“聚”的希望;

千缕柔情，又生“散”的感伤;

百转千回，你在我心里，我在你远方!

下篇：“飞地”“飞街”的和谐寓意

七夕在中国，天河在郧西。一条得天独厚的天河，为论证郧西是七夕故里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。近几十年来，诸多文献及专家学者的观点、论文都明确了郧西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。特别是近几年来，随着七夕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，这种论断几乎已成定论。可是，在此之前，许多土生土长的郧西人虽然打心底里认为郧西是牛郎织女的故乡，但有时候却感受不到她的存在，有些茫然。

这种现象表现在许多学者身上。打开尘封千年的历史，她若隐若现;查阅浩如烟海的典籍，她忽明忽暗;环顾郧西的名胜古迹，她似乎早已走远，却又好像近在咫尺，就在身边。

大家都知道一个地理常识，河流往往是两个行政区域的分界线，这也是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原则。国与国如此，县与县如此，甚至村与村也是如此。这条定律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河这边是你们，河那边是我们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可是这条定律在滔滔汉江边被彻底颠覆了。

大家都知道，滔滔汉江进入湖北后，汉江南边是郧县，汉江北岸是郧西县。很多人认为，汉江就是郧县与郧西的分界线，北岸→郧西，南岸→郧县。可是，这是大家常识性的错误。

看到这儿，许多人不服这个常识性的错误，也不相信这个打破常规的道理。难道在行政区划上，滔滔汉江南岸的郧县有汉江北岸郧西人的管辖地?

答案是肯定的，这也是铁的事实。几千年来，郧西县河夹镇坪沟村有一部分居民住在汉江北边的郧西县，可是土地、山场却在对面的郧县。春耕，秋收，冬忙，都要跨越滔滔汉江。现在，坪沟村5组有110多人还保持着这样的状态，经常跨汉江到对面去种地。

看到这儿，有许多读者不相信，人住在汉江这边，经常坐船到对面去种地、运肥、锄草、收割……既不方便，成本也高，划得来吗?还有的读者会进一步问：现在有船可以渡江，而几千年前的先人们是如何渡江呢?

更神奇的还远不止如此。郧西人身住汉江北岸渡河到郧县种地这件奇事并不是单边行为，也不是孤例。与郧西县河夹镇坪沟村“飞地”的情形相仿，汉江南岸的郧县五峰乡有一个村叫尚家河村，整个村子不在汉江南岸，却留在了汉江北岸。笔者多次打电话向郧县五峰乡团委书记曹可九同志求证，据他介绍，该村村委会及全村2832人都在汉江北岸，往来都通过渡船跨越汉江。这个渡口就是有名的安城渡口 (也叫尚家河渡口)。笔者又打电话与该村支书尚大意联系，47岁的尚书记说，因为有如此独特的区位优势，村集体经济一直很可观，去年是五峰乡的先进村。

这简直太神奇了。郧西在汉江对面的郧县有“飞地”，同时，郧县在汉江对面的郧西也有“飞地”。笔者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奇事，但不太明白，也不全信。也可能这件事在古代是平常事儿，并不觉得希奇，所以我们这代后人把这件过去几千年的寻常事当成了奇事，把旧闻当成了新闻。为了确保资料准确，笔者又为此事多次打电话求证了郧西县河夹镇政府邱宇轩同志，情况绝对属实，还是这样的区划，还是这样的状态。为了验证此事，笔者又借用电子地图对“尚家河村”进行搜索，可以清楚地看到“尚家河”、“尚家河村”明明白白地处在汉江北岸的汉江转弯处，村子对面是郧县的“胡家湾”。

一衣带水，怎忍分离?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互交错，千年依依，这不就是七夕之魂“聚散两依依”的精髓么?

如果说几千年前先人规划的两块 “飞地”蕴含了“聚散两依依”的七夕之魂，那么天河口的老街则传承了这种灵魂，这种理念。

《郧西县志》(1995年版)第92页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天河口……同治年间上街属郧西，下街属郧县……”这是流传了近百年的官方文献，许多史志、小说都介绍了这一历史事实。一条长不到两百米的小街，为何在清同治年间，郧西人慨而慷之，把下半条街赠给郧县?这种做法即使是现在也不可思议。

道理很简单，这又是“聚散两依依”的灵魂使然。

故事很悠远，这还要从天河口的历史说起。

纵观汉江段“羊尾─郧西天河口”的历史，从商周到汉唐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，两岸的经济、文化发展始终是平分秋色的。郧县那边有“麇”国，郧西这边有“��”国;南岸有“绞”国，北岸有“缰”国;对面庹家洲衰落，这边庹家湾崛起。就这样，汉江两岸相对应的政治中心此消彼长，我衰落了你繁荣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地形上交错发展、时空上交错繁荣的汉江两岸天河口段，就有了惺惺相惜、唇齿相依的和谐共生关系。

可是，这种情形自唐朝以后被彻底打破。与天河口仅隔7公里的观音镇，在西汉的时候就设有长利县，东汉建武六年(公元30年)改名“卧龙岗”。唐朝武则天女主主政登上皇位(公元684年)，挑战男权社会，不得已借《大云经》为自己造势，以至全国各地兴建观世音菩萨像及寺庙。这时候，已繁荣多年的卧龙岗(今观音镇)迎合时势，改名为“观音镇”，且大兴佛事，步入发展的黄金时代，天河口至观音镇的水道变成了黄金水道。从此以后，郧西→观音→天河口→上至安康(或下至武汉)的黄金水道繁盛，观音镇和天河口相互拉动，水陆并举的枢纽型天河古镇大放异彩，成为名震秦楚、声播华夏的“小汉口”。这种情形保持了一千多年。

一边繁花似锦，一边百弊丛生，这种“一边独秀”的局面与几千年来两岸相依相怜的格调格格不入。天河口、观音镇繁荣了一千多年，而对面的地方却贫穷了一千多年。受七夕和谐文化“聚散两依依”的影响，面对天河口超常规发展的现状，不舒服的倒不是郧县人，而是已富起来的郧西人。如何用合适的方式与对岸的兄弟共享丰硕成果，而又不伤兄弟的自尊和颜面?

于是，在一个特别的时间，“飞街”应运而生。

1862年，清朝同治皇帝登基，年号同治。同治，“一同治理”的意思。聪慧、敏锐的郧西人一听说这个消息，马上向对面的郧县示意，愿意让出半条街赠送给郧县，“一同治理”，也搞“同治”。就这样，借“同治”皇帝的大名和年号，在两块“飞地”诞生几千年之后，一条“飞街”应运而生。《郧西县志》记载，自1862年起，天河口街道“上街属郧西县，下街属郧县，此制沿革至民国末期”。也就是说，截至1912年，这条 “飞街”被两县管理了五十年。时间虽短，“一街两制”的管理模式却寓意深远。香港大名鼎鼎的中英街，是光绪皇帝1898年颁旨认可的，也是一街两制，却比天河口晚了36年。

“飞街”已不存在，但“飞地”长存，“飞地”、“飞街”背后的七夕之魂将同岁月永存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战火纷飞，一位解放军宣传干事途经天河口，听到了流传千年的“飞地”故事，看到了小汉口的“飞街”，他感慨万千，站在曾经作为“飞街”分界线的一堵石墙上，赋诗曰：

一堵石墙连两县，

两块飞地越千年。

牛郎织女今何在?

脉脉依依汉江边!